由享譽國際的宏觀經濟思想家和前政策官員組成的品浩（PIMCO）全球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參與早前舉行的品浩年度長期展望論壇，探討可能在未來五年影響環球經濟的關鍵因素。委員會在席上提出的真知灼見，將成為品浩投資程序中的重要參考。他們在論壇分享的觀點，已納入最新的長期展望《強化投資組合韌性》。本文節錄自他們的廣泛對談。

問：俄烏戰爭有何長遠影響？

答：對烏克蘭而言，無論戰爭結果如何，未來都需要花費巨資進行龐大的重建工作。另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很可能嚴重轉弱，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程度也會降低，俄羅斯也可能在外交上更受孤立。歐美將繼續冷待總統普京（其他國家則不盡然），只要普京繼續掌權，歐美應會繼續實施若干制裁措施。基於信譽風險，預料重返俄羅斯市場的美國和歐洲企業不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勢將密切注視制裁最終如何影響普京，這亦可能影響其對台灣問題的盤算。

北約方面，未來應會擴張和加強實力，並會更集中於鎮懾俄羅斯。歐洲很可能將大幅提高國防開支。歸根究底，普京並不想與北約對著幹：他知道這將為俄羅斯帶來沉重代價。

俄烏戰爭對歐洲能源供應和政策構成重大影響。歐洲開始採取措施，致力長遠減少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短期而言，這意味歐洲將轉向物色替代能源供應商。中長期而言，我們預期區內將增加對能源韌性的投資，包括基建和替代能源，例如風能、太陽能和核能。關鍵問題在於：未來將會是歐洲各國自行確保能源供應，抑或由歐盟為區內整合一個更具協同效應和效率的策略？

問：從高層次的角度來看，美國外交政策前景如何？

答：除了投資於促進經濟和科技競爭力的因素之外，拜登政府亦繼續集中於重建美國在盟友間的領導地位。這與特朗普任內的歐洲和大中東地區方針並不一致，令外界質疑美國的公信力，情況在總統拜登下令美軍撤出阿富汗後更甚。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現時的政策應會集中於鞏固北約、提供安全支援以協助盟友加強國防能力，以及提高對中俄兩國的威懾力。

中美關係可能繼續惡化，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領域的競爭加劇。中國應會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和戰略關係，並會提防觸發美國制裁。預料在未來一年或數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要焦點仍將是防控疫情、推動中國經濟重拾增長，以及於中共二十大鞏固個人勢力及地位。

美國外交政策方面，價值觀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這在中東政策和對華政策尤其明顯：美國經濟利益往往與圍繞人權和威權領導方面的價值觀問題相抵觸，令當局難以制定貫徹一致和具公信力的政策。

問：從長期角度來看，有甚麼地緣政治趨勢可能影響全球經濟和國際體制？

答：有三項同步發生的重大地緣政治轉變正為全球經濟帶來挑戰和不明朗因素。首先是單極秩序瓦解：從相當多國家並未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對俄採取行動或實施制裁可見，世界趨於一個分化的多極體系。

第二個重大轉變是輕微全球化以至去全球化，這不僅是指企業回流本土及於友好國家設廠，近來更加強調韌性（確保供應穩定）多於以最低價格取得效益。

第三個轉變是經濟格局，尤其是政府的角色。過去30年來，經濟因素主導政治決策（過去10年，央行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時至今天，政治逐漸成為經濟決策的重心：除了「美國優先」、「中國優先」等保護主義政策的興起，以及回歸國家自給自足的策略之外，亦包括透過制裁把貿易政策武器化、財政政策政治化（例如將某些國家剔出SWIFT平台），以及經濟政策安全化（即軍事議題主導財政決策）等趨勢。基於上述轉變，被賴以確保全球協調的國際體制之作用已然減弱，現在難以想像數十年前促成這些體制的廣泛合作是如何達致。

上述轉變的長遠後果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民粹－民族主義運動可能令全球貿易減少（但區域性貿易協議可能增加），繼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政府亦會面對更多財政壓力（為應對國防、移民、能源補貼和加快能源轉型而增加開支）及所產生的通脹壓力。

科技上的爆炸性進步——例如，數碼、生命科學和環境產業—可望促進經濟增長從而抵銷上述影響，但這個情況將主要局限於有能力運用科技的地區。

問：中美關係的長遠前景如何？

答：中美關係持續惡化，從兩國元首的態度可見，局勢有所改善的機會不大。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地位穩如泰山，而且中國人民在面對挑戰時往往會團結一致。

多年來，中國已制定相關政策，以鞏固經濟及減少受外部力量（例如日趨對立的中美關係）影響的程度。為應對重大增長挑戰（包括防疫封鎖措施影響和房市受困），中國領導人可能需要在短期內削弱對雙循環經濟模式及「共同富裕」社會計劃等政策的支持力度，但長遠來看，這些政策很可能仍是優先事項。

俄烏戰事為中國帶來了發人深省的啟示。目睹全球多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後，中國領導人可能認為需要為國家作好準備，因為美國或會就中國日後的假設性行動（例如與台灣有關）實施類似制裁。不過，有關準備工作殊不容易。以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為例，當中大多以美元計價。大幅削減美元儲備的預期不切實際，因為缺乏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然而，中國可能會致力提高以人民幣結算的國際貿易比例。最終，若中國無法降低其資產風險，便可能會增加外債，如此，當有關資產受到威脅，外債亦會受累。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將透過這些阻嚇措施為可能爆發的「資本戰」作好準備。考慮到中國的經濟規模，這場資本戰可能會對全球局勢產生重大影響。

問：哪些因素導致美國通脹？聯儲局應會作出甚麼回應？

答：整體而言，在後疫情時期，有三大因素推動通脹：需求過剩、傳統供應衝擊（如食品和能源），以及與疫情有關的影響。美國方面，聯儲局和財政部門在某程度上能夠控制第一項因素 — 需求，但對其餘兩項因素幾乎束手無策。

疫情引發經濟衰退後，美國政策官員透過龐大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帶動需求及消費開支。然而，2020年的衰退情況並不尋常，受惠於聯儲局刺激措施的大部份經濟領域，往往是最不需要財政支援的領域，包括房屋、製造業和耐用消費品等受困於典型衰退的行業。在疫情期間，服務業需要的支援更多，但有關行業對減息的敏感度通常較低。

政策官員無法控制的另外兩項通脹因素包括：俄烏戰事引發的供應衝擊加劇了一系列商品本已存在的價格壓力，繼而影響食品和能源成本；以及疫情影響揮之不去，包括需求由服務轉向耐用品、供應鏈承受巨大壓力及整體勞動力供應下降。

展望後市，通脹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聯儲局無法控制的兩項因素漸趨緩和，容許當局透過持續適度收緊需求來推低通脹。另一種情況是，兩項因素進一步惡化，可能是因為市場面臨另一輪油價衝擊，或疫情和地緣政治加劇了供應鏈問題。此情境將會令聯儲局陷入兩難。如果政策收緊力度不足，通脹預期將會升溫，或導致工資與物價呈現螺旋式上漲。否則，聯儲局可能進一步收緊政策，迅速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結果需求下降將抵銷聯儲局無法控制的因素對通脹的影響。

通脹預期至為關鍵。如果通脹預期顯著升溫，聯儲局官員可能會認為必須進一步大幅收緊政策。此外，政策溝通同樣重要，市場對聯儲局的行動預期也是貨幣政策的重要一環。

問：對已發展經濟體的通脹壓力有何長期展望？氣候政策如何發揮影響？

答： 綜觀已發展市場，長期風險的非對稱特性已轉向通脹升溫，尤其是英國、歐洲及加拿大，而美國的情況可能比較輕微，因為美國的輸入型通脹一般較低。多國政府和商界領袖正在調整優先事項，由效率轉向抗逆力。有關決策旨在強化國防、醫療、供應鏈及價值鏈的韌性，將有助緩減後市所面臨的衝擊，但所有措施都需要成本，並將持續反映於長期消費物價。

此外，全球大舉轉型至淨零碳排放，日後應會帶來巨大的利益及機遇，但亦會附帶一系列長期成本。為保持經濟穩健，以及保險公司、企業、社區和財政部門的抗逆力，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淨零轉型的進展也可能成為決定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以中國為例，競爭力與管理氣候變化風險同樣是影響行動的因素。

在此環境下，個人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日益重視淨零排放轉型。雖然金融業對淨零轉型的解決方案而言不可或缺，但業界無法獨自解決這個問題。政府的氣候政策將成為決定投資步伐和價格壓力程度的主要因素。氣候政策的可信度及可預測性越高，經濟轉型將會越順利。氣候政策日漸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第三大支柱。

問：大型跨國企業如何應對通脹、地緣政治及兩極分化的挑戰？

答：大部份美國大型企業預期通脹將維持一段時間，雖然憂慮通脹，但不至於感到恐慌。勞動力仍然短缺，但情況已漸趨穩定。供應鏈繼續為通脹帶來壓力，中國封城及俄烏戰事令壓力進一步加劇。在烏克蘭遭入侵後，歐美企業迅速撤出俄羅斯。眾多美國巨擘都急欲放棄俄羅斯市場，甚至是在俄羅斯擁有重大利益的企業。

然而，不少公司憂慮全球各國現時對俄羅斯作出的回應，將是其未來數年在中國經營業務的寫照。中美經濟加快脫鈎可能是比較理想的情況，而較壞的情況是爆發資本戰，令不少美國大型企業深陷困境。有關風險促使大量美國公司投資於分散供應鏈以強化韌性，從而應對與中國經濟嚴重脫鈎的情況。在大部份情況下，企業回流本土未必切實可行，但將供應鏈分散至鄰近地區或友好國家是目前的普遍趨勢。

此外，美國企業亦被迫應對日益兩極化的政治環境，而這種局面長遠來看應難以改善。由於商界領袖無法避而不談，他們正與僱員、投資者、客戶及某一陣營的政治官員互動協作，以解決多項社會與政治議題。現時，全球環境備受挑戰。

如要了解影響全球經濟及市場環境的長期趨勢，請參閱品浩最新的長期展望《強化投資組合韌性》。有關品浩的經濟論壇及其作為投資流程的參考基礎，請觀看幕後花絮影片（英文版本）。